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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五环外(ID:wuhuanoutside),作者:刘奕然,编辑:车卯卯,原文标题:《我在一线城市当自由职业者,然后彻底失去了自由》,头图来自:《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在一线城市,大部分打工人都会在周日晚上久久徘徊不肯入睡。


因为第二天,又是新的轮回的开始。


每一个在城市平均收入左右徘徊的江浙沪白领,对上班这件事总有着强烈的厌倦。讨厌通勤、讨厌打卡、讨厌和工作无关又躲不开的办公室人际关系。


所谓的职业生涯的底色不过是自己对生活的妥协。


上班的时候,每个月的薪水中一半才是付给工作的酬劳,另一半是精神补偿费 ,虽然这种补偿有点微不足道。


自由职业,在很多需要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的打工族眼中,像一个适合年轻时期的备用退休计划。


理想中,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就意味着不用忍受高峰期地铁、便利店的10元早餐、见面要互相叹气的同事和开不完的早会。自由职业者即便是工作,也要在自然醒后吃完早午餐就着阳光工作到日暮。


仿佛只要这样,工作就不再是维持生活而是真正去生活。


但在被美好生活幻想冲击后,年轻人也别急着做出决定,精神内耗这种时代病,二舅治不好,自由职业也治不好。


打工不易,但自由职业不是解药


杜斐曾经幻想过无数个辞职场景,其中没有一个结尾像真正辞职那天一样平静。


最后一天,她正常上班下班关机打卡,文件上传到公司网盘就算完成了交接仪式。从写字楼出来甚至没有成为“自由人”的激动,当时只是提醒自己千万别转头向后看——这叫永不回头.


离职前最后一天杜斐特意作为全公司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她的人生从此和上班彻底割席。


裸辞确实是件需要勇气和底气的事,杜斐的底气来自于银行卡里够付一年上海的房租,以及平时用来补贴生活的写手 *** 。


实际上在裸辞前,杜斐是为自己想好了退路。准备先用第一个月试水,如果自由职业行不通就重新开始找工作。她很快发现,几份稿件就能让她攒足了当月除房租在内的生活费。辞职后的第一个月里杜斐对生活有了新的领悟,整个月中实际工作的时间加起来只有6天。


当月推掉了几份约稿,把剩余的时间和收入都花在了无所事事和喝酒上,以及工作日在闵行体育公园里晒太阳。


“刚辞职的时候很沾沾自喜,觉得破解了生活方式的新地图,我每天都在外面玩,故意选在周一拍下照片发到朋友圈里,那是我几年里第一次没分组屏蔽任何人。”


快节奏城市过一种慢节奏生活的奢侈行为,似乎是自由职业者最大的福利。


《2021年自由职业者调查报告》中显示,自由职业者年龄更多在25~30岁之间,且73.6%的自由职业者是女性。19年人民调查问卷中显示,67.4%的非自由职业者很想成为自由职业者。 


杜斐勇敢的跳出这六成后的前两个月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愉快。


自由会让人发展为两个极端,自律或散漫。


人在没有外界约束的情况下,时间的绝对自由会让人放松警惕,杜斐变得无法适应工作状态,对“自由”拥有强烈的戒断反应,病情主要体现在工作的时候猛烈发病,需要通过出门玩或者躺下玩手机来治愈。


“那个时候每次工作之前都希望有人能给我往大腿上扎一针肾上腺素。”


杜斐由于懒散的生活习惯频繁拖稿后搞砸了两份工作,而自由撰稿人,是所有自由职业者中非常庞大的一个分支,有35.86%的人群比重,仅高于自媒体博主。


存款也因为对生活的放纵迅速减少,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没有收入。


杜斐发现如果这样下去将无法支付下半年的房租,自由职业生涯从这里开始终于有了危机感。在那个时段,她能找到的写手工作报酬只有千字20元,她觉得这太荒谬了,骂原创者不带脏字,自己哪怕挨饿也不会做这样的工作。


过了几天她又认命似地重新点开这则工作询问,对方回答:已经招满。


经过长久又密集的投稿,终于有合适的工作重新找上来。即使很多工作并不是她喜欢并且愿意做的,但这个时候她已经没有多少选择权。


“杀手有偿替人报仇,我有偿替人吹牛,我安慰自己,这个工作状态也挺酷。”


自由职业的弊端在这个时候彻底找上门——完全没有上下班概念可言。


工作找来时不管你是不是正要睡觉或者正准备出门,杜斐也完全可以拒绝,但拒绝一次下次人家就未必会找你,想要吃饭,就要接受。


自由职业收入也很不固定,很多时候还真不取决于勤奋与否,这个月赚的够两个月花,下个月可能一分钱都进不了账。


焦虑和孤独每日剧增,抽空去看《花束般的恋爱》没法被爱情打动,只惦记自己还有没写完的稿子,入睡前才抓到一点男主工作后把感情和爱好全抛在脑后的共情影子。


为了工作效率,杜斐在花800元在徐汇的共享办公空间里租了个移动工位,每天花在那儿的时间6个小时打底。走出写字楼后又走回了写字楼,并且每天工作的时间也不止6小时。


杜斐自嘲:原来自由职业最大的改变就是能错开地铁高峰期


年底杜斐鼓起勇气算了算年度收支,发现每月平均下来和上班时期差不了多少,甚至还要再少些。


真正做了自由职业者才会发现,自由职业中的自由是相对的,有时候杜斐也问自己这样值得吗?但也会自问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吗?


“我做了两年的自由职业者,要不要重新找个班上的火苗刚燃起就熄灭,旅鸟难归笼。很多上班的朋友经常说很羡慕我,千万别羡慕我,我也很羡慕你。”


刚毕业,我就当上了自由职业者


乔炜刚毕业不到两年,关于未来,唯一清晰的规划就是坚决不回老家。


到南京上学的第一年发现别人听说他老家是哪的后还要再追问一句“是哪个省?”,在这之后为了省事只要别人问他就只回答:陕西的。


老家给他的印象只有一天三顿的高碳水和晚上八点以后就没处去,对他来说最对口的工作就是在电脑城当维修工。大四最后一学期他求爹妈掏钱给他在南京租了套房子,几乎问过所有中介“长租能不能便宜点?我说的是租个几年。”


在距离毕业三个月的时候他也曾经为自己找到过一份实习工作,一周内迟到了四次,在一次被催促上交周报的时候选择提前结束自己的实习生涯。


“我实在没办法上班,辞职当天我甚至想找导师申请延毕。”


开始做游戏主播,是乔炜焦虑与百无聊赖结合下灵机一动的产物。游戏对他来说始终像是一个躲避现实的网络避风港,他想在这段时间里填补一下时间和内心的空虚。


第一次直播之前乔炜为自己做了几天的心理建设,但真正直播的时候发现一共7个人观看,其中3个是他找来的朋友,另外4个是机器人。一切都和预想中的都太不一样了,他发现直播是件纯粹的体力活,坚持日播了一个月后粉丝还没突破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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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同一个位置至少10小时,半个月后肩颈腰椎全线告急


为了吸引粉丝,乔炜学会刻意编排一点直播效果,适当时间刻意倒霉、暴怒、不知所措、说些俏皮话。


他算这行中比较幸运的,到毕业那个月正好赚到3000元,和他最初那份实习工资一样。


“我还不算笨,家里问在干什么,我只说靠网络挣钱。身边的同学有的找到工作,有的换城市发展,有人考研考公,别人问我,我就说在做自由职业。”


根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达到1076万,比上年增长167万人,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2020年和2021年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超过16%。


乔炜每次看到媒体“就业竞争非常激烈!”之类的字眼都要深深叹气,他自己十分清楚游戏的直播生涯不知道能到哪天。


直播满6个月的时候,乔炜每个月的收入稳定在6000元,不上升也不下降,粉丝数也增长得很缓慢。


他基本上睡醒就直播,播满10个小时就休息,时间和收入都像按了暂停键。这样过了两个月后乔炜也隐隐察觉到自己有些不对,具体哪不对说不上来,在一场状态不好的直播中被人迎头痛骂一顿,那是他第一次提前下播。


互联网会放大人的劣性和你的感受,骂你的人只拿你当作一个账号,我虽然在靠他们赚钱,但他们有时候不把我当人。”乔炜说到这儿的时候有些情绪激动。


断播是像他这样小主播的大忌。


一场崩溃过后,乔炜修整了两天,再重新上线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本就不高的人气大不如前。他准备开始重新找工作,白天整理简历出门面试,晚上回出租屋直播并等消息。


不止一个面试官直接问他:你毕业这半年以来都在干嘛?


“我没法说,也不敢说,最后憋了半天,我说在当游戏主播,面试官在我的简历上不知道写了点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总觉得这个瞬间有种末日来临感,感觉我的一生就被这样宣判。”


乔炜直言,在他最难过的时期,小猫三三是他的全部慰藉


从那之后乔炜不再找工作,当然,他也没等来任何面试的后续消息。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找回自己的状态,收入有所增长但是不多。


乔炜也想过未来该怎么办,同学里有人被裁,有人加薪无望。家里人无奈,安慰他说不想工作没关系,不如先考考研究生,他口头答应下来,直播都是在晚上,会一边考研一边挣钱,家里也算是暂时安抚下来,觉得有计划就好。


2022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达到了457万人。比2021年增加了80万。各大院校的总招生人数是110万人左右,这意味着将有超过300万人考研落榜。乔炜说自己身边很多同学朋友早早就回家考研考编,但至今没听说有谁真正成功上岸。


“我实在是不想回老家,先这样吧,也不太清楚自己算不算是灵活就业。有人问起时,大环境就是最好的责备对象,好在我每个月还是挣钱的。”


乔炜过年的时候没回家,只转给爸妈三万块钱作为新年礼物。


他觉得父母似乎是高兴,但好像也没那么高兴,那三万块钱对乔炜来说,实际上是偿还他们为他垫付的那一年房租,乔炜心里始终惦记着这件事。


自由职业无法逃避生活本身


薛子晋最害怕的事就是接到家里的电话。


在杭州做了5年自由插画师,身边人包括他自己都觉得在杭州过的很不错,能在不稳定的工作中找到稳定,不自律的生活里坚持自律,他像是自由职业里自给自足的成功模板,并且会为自己按时缴纳社保。


他认为自己最擅长的就是稳定心态,和甲方对接成功率能达到九成。觉得他已经突破最难的一道关卡,接受了自由职业“不自由”的终极奥义,能在现实生活中活得自律自洽。


前提是没有来自家庭的质疑。


实际上按他自己来看,未来的打算很清晰,攒一笔笔钱,做一件件事,先小后大,与此同时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过得开心。生活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其中七件他能接受,唯一也是最痛苦的,就是和家里人对未来的矛盾。


稳定,是上一辈东北人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薛子晋习惯将自己称为“半个自由人”,这个概念不光适用于工作,也同样适用与他的家庭关系。“他们其实并不在乎我能在外面挣多少钱,他们在乎的核心,是人不该在外面漂着。


薛子晋年轻的时候喜欢和家里打辩论赛,自己作为正方辩手,主要观点是:体制内的工作我做不来。父亲作为反方辩手,主要观点是:别人都能你为什么不能?而且你以为你想上就能上?


辩论打了几年也没打出结果,双方没有统一的时候,表面风平浪静私下暗流涌动。


自由职业者工作环境的整洁程度是对生活要求的体现


在东北,过年回家的沙发座位就能看出一个人家庭和社会地位的高低。


当大学老师还买了房准备明年结婚的人生幸福模板,就坐沙发正中央;左边刚刚上岸未来可期的公务员接受七大姑八大姨的夸奖;右边一线大厂打工仔月收入按万计量被盘问买房打算。


薛子晋这种自由职业者的位置,就是沙发桌桌角边临时安插的买豆油附赠塑料小箱,仿佛和他的职业一样毫无保障。他负责随时站起来给大伙儿沏茶水,当面被说刻薄话,转身后被说更刻薄的刻薄话。


“我有时候也懒得解释,家里人经常说我不一样了,没小时候话多了,当然不一样了,我明年就30了。”


2021年公务员国考报考人数有150.4万人左右,共招录25726人,全国录用比例约为58:1,但精确到薛子晋家附近能学历对应上的岗位和单位,他就要与和400人同时竞争,收入甚至不够付他在杭州的房租。


“我也不是不愿意回家,只是感觉生活被全面降级,似乎站在家门口一眨眼十年就会过去。最为难的是我很在乎我的家人,我在乎家里所有人的看法,但没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局面。


某一天,印象里从没说过软话的父亲打来电话:“爸年纪大了,家里需要你,我也需要你。”薛子晋在接完这通电话后做好了所有的决定,他现在只想回家。


“可能我也需要有人来替我做出决定,以后或许我会后悔,但坦白来说,对于现在的生活我也有些感到疲惫。”


薛子晋预订了飞回老家的航班,考公的年龄上限是35岁,他还有六年时间,心里也暗自盼望自己考不上。他自我安慰虽然回家工作挣的钱少了,但在老家能直接当上中产,最心疼的是交了这么多年的公积金直接泡汤了。


杭州的一套小房子,曾经是他工作的动力,最后还是和他告别了。


因为自由而疲惫的年轻人


在观察过很多自由职业者后,不难发现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无论从外表看来明显还是隐蔽,都有一味“疲惫”贯穿在其中。


他们像无法休止转动的机器,这丝疲惫就这样揉在了情绪里以及每个呼吸间。


从这个角度来说,精神内耗是这个时代的副产品,绝不是“上班”这件事本身带来的。


而自由对他们来说是相对的,得到一些就会失去一些,在失去一些外界约束后轻易到手的自由也并没有想象中的可贵,有人能够接受并与之共存,有人不能。


就像哲学家萨特说“人唯一的不自由,就是无法摆脱自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五环外(ID:wuhuanoutside),作者:刘奕然,编辑:车卯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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