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冠注册平台:崔之元读皮凯蒂:大象曲线、 婆罗门左派和介入式社会主义

admin 2个月前 (09-02) 社会 28 0


《资源与意识形态》,[法] 托马斯·皮凯蒂著,[美]亚瑟·戈德哈默译,哈佛大学出书社,20203月出书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继2013年出书《21世纪资源论》之后,又于2020年出书了新书《资源与意识形态》的英文版(法文版于2019年出书)。此书长达1093页,纵横古今,难免使读者望而生畏。全书分四部门,各占200多页篇幅。第一部门讨论“前现代”天下各国差别形式的“三元功效社会”(Trifunctional Society),&NBsp; 即“教士、贵族和劳工”,以及“三元功效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后向“所有权社会”(ownership society)的转变。第二部门讨论西方仆从制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现代遗产,包罗英国解放加勒比海仆从时为了赎买仆从主的“仆从财富权”而刊行的公债的宏观经济影响。第三部门讨论“所有权社会”在20世纪前70年所遇到的战争与革命的挑战和对不同等的局部改善,以及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又重新造成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同等。第四部门提出他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造方案,即“21世纪的介入式社会主义”。本文无力周全谈论这一远大的著作,而仅就书中和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三个看法——“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介入式社会主义”做些先容,希望引起读者去阅读全书的兴趣。

托马斯·皮凯蒂

大象曲线

“大象曲线”这个看法最初由C. Lakner和B. Milanovic两位学者于2015年提出,皮凯蒂凭据他和全球100多位学者互助搜集的80多个国家的数据,对“大象曲线”做出了更周全和细腻的形貌。该曲线如下图所示:

此图注释,在1980到2018年间,在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购置力有60%-120%的增添,在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购置力有80%-240%的增添,而在全球收入中端的人群的购置力增添值则小于最低端和最高端的人群的增添值。之以是叫做“大象曲线”,是由于“大象鼻子”所代表的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收入增进高于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收入增进。这一“大象曲线”对照相符我们的直觉: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外包效应,使得生长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发达国家的上层阶级赢利,但后者赢利更多得多(1%顶层人群的收入增添快于50%底层人群的收入增添),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则收入增添较小甚至下降。皮凯蒂进一步给出了2018年天下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情形:在2018年,10%最高收入人群占国民收入之比,在欧洲是34%,在俄国是46%,在美国是48%,在撒哈拉非洲是54%,在印度是55%,在巴西是56%,在中东是64%。

值得注意的是,“大象曲线”是对全球收入分配状态的形貌,而全球财富分配则连“大象曲线”所示意的最低50%人群收入有所增进的情形都不存在。下面是皮凯蒂提供的被普遍以为对照同等的瑞典的财富分配在1780-2015年间的演变数据:

此图注释,在1780-1910年间,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富的84%-88%。在第一次天下大战到1980年代,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的总财富下降到50%,但受益者是是处于财富漫衍50%到90%间的人群,而财富漫衍最底层的50%的人拥有财富比例则险些一直没有转变。其它国家的财富分配不同等水平比瑞典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财富分配不存在收入分配那样的“大象曲线”。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直观地明白:农民工虽然收入有所增添,但他们的生涯基本上照样“从手到嘴”,储蓄增进速度不快,离在大城市买房还差十万八千里。

婆罗门左派

综合全球收入漫衍在1980-2020年间的“大象曲线”以及全球财富漫衍不存在这一曲线的情形,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处于收入和财富的最低50%的人群没有通过民主政治来改变这一局势呢?这就涉及皮凯蒂书中另一个要害看法:“婆罗门左派”(Brahmin Left)。“婆罗门”是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中最高的品级,皮凯蒂用“婆罗门左派”来形貌当前西方的教育知识精英阶级。他以为,欧洲和美国1980年代以来政治的一大转变是“婆罗门左派”的兴起改变了1950-1980年间的阶级投票模式。皮凯蒂提供了如下法国选举中投票行为转变的轨迹:

此图注释,在1950-1970年间,法国受教育水平较低,收入较少和财富较少的选民倾向于给左翼政党投票(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法国激进党和绿党)。例如,在1974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左翼的密特朗在第二轮选举中以49%的得票率败给德斯坦(得票率51%)。密特朗在财富漫衍于底层90%的选民中的得票率为52%,但他在财富漫衍于顶层的10%的选民中的得票率仅为27%。那时教育水平的漫衍和收入与财富分配是一致的,即教育水平较低的选民也拥有较少的收入与财富。但从1990年以来,这个模式发生了转变,左翼政党酿成了教育水平高的选民的投票工具,即所谓“婆罗门左派”,只管教育水平高的人群并不是收入和财富也最高。皮凯蒂发现,“婆罗门左派”的征象不仅泛起在法国,而且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大同小异地泛起了“婆罗门左派”。例如,美国民主党1948-2016年的得票情形如下:

此图注释,在1948年时,美国民主党在教育水平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低于在教育水平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为21%;而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美国民主党在教育水平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高于在教育水平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是23%。换言之,在1950-1980年间代表底层工人阶级(教育、收入和财富都低)的左翼政党已经酿成代表教育水平高的人群的政党,虽然这些教育水平高的人群还不是收入和财富也最高的人群。

皮凯蒂以为,“婆罗门左派”和“工商右派”在1980-2020年间的西方主要国家交替执政,使得收入、财富和教育水平都低的50%的民众看不到希望,是2016年英国公投退欧和特朗普靠打白人工人阶级牌当选美国总统的深层缘故原由,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已经在其发源地受到重创。

那么,西方左翼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德国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婆罗门化”的机制是什么呢?一种盛行的看法以为,这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种族歧视的个性造成的。在皮凯蒂看来,这种注释过于依赖美国196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权运动的履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1968年的竞选接纳了“南方战略”,把大量美国南方不满意民主党支持黑人公民权的白人工人阶级从民主党争取过来。但皮凯蒂指出,这种注释预设白人工人阶级比教育水平更高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有更强的种族歧视倾向,而这是没有事实凭据的。更要害的是,左翼政党的“婆罗门化”在欧洲许多相对没有美国那样大的种族问题的国家(如北欧)也泛起了,可见“婆罗门化”有更深层的历久社会结构演变的缘故原由,很可能和公共教育投资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仍然人均投资严重不同等有关。皮凯蒂以为,不是底层50%的人群由于种族歧视而甩掉了左翼政党,而是左翼政党日益代表教育水平高的阶级而放弃了改善底层50%人群的社会经济纲要。

皮凯蒂特别强调指出了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头脑失败:没能生长出关于加倍公的财富权的理论,没能应对教育不公正的挑战,没能确立新型的国际主义。

介入式社会主义

为了纠正西方左翼政党的失误和引发起逾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公共讨论,皮凯蒂提出了他的“介入式社会主义”(participatory socialism)的经济、教育和政治改造方案,其基本要素包罗:

1. 确立“夹杂经济”

对中国读者而言,皮凯蒂改造方案最有趣的一点是他以为现在天下上只有中国是“夹杂经济”,即公私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西方国家由于净公有资产(公有资产减去公债)基本为零(5%以下)或为负,实际上已经不能被称为“夹杂经济”。如下图所示:

此图注释,西方国家在1970年代还可以称为“夹杂经济”,由于净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还在15%-30%左右,但1980年代最先大规模私有化,已经使得净公有资产的占比下降为零或负。皮凯蒂指出,在他2013年出书《21世纪资源论》时,西方国家中还只有意大利的净公有资产为负,但到他2019年出书《资源与意识形态》时,美国和英国的净公有资产也为负了,上图显示为在-5%和-10%之间。上图还注释,中国的净公有资产占比从1978年的70%演变并基本稳定在现在的30%左右。

皮凯蒂强调,净公有资产为零或为负,加上“新自由主义”的给富人减税(例如,里根1986年把1932-1985年间的对富人的联邦所得税率从86%降到28%),使得西方国家主要靠刊行公债来维持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而对欧盟而言,刊行公债又进一步受到1992年欧盟成立时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财政赤字不得跨越GDP的3%的限制。2012年,欧盟又杀青“预算条约”,划定财政赤字不得跨越GDP的0.5%。这里的3%和0.5%,都是指“二级赤字”(secondary deficit), 即给公债付息后的赤字,而给公债付息之前的赤字,称为“低级赤字”(primary deficit)。皮凯蒂指出,“若是一个国家的公债即是该国GDP的100%,利率是4%,那么它需要相当于GDP的3.5%的低级预算盈余(primary surplus)才气知足2012年预算条约的0.5%规则”。这将严重限制国家推行公共投资、社会保障、教育和宏观经济管理职责的能力。例如,2018年意大利无法蒙受0.5%规则,最终欧盟委员会和意大利杀青妥协,赞成意大利的赤字定在GDP的2%,但这仍然需要意大利维持0.5%-1%的低级预算盈余,而这一盈余本可用于使意大利的教育投资增添两到三倍。这是在国资、国债和税收三者互动的情形下,国资为负值对经济和社会生长能力的削弱的一个例证。

2. 确立“公民资源禀赋”和“公民基本收入”

当前,“公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在天下不少国家已经进入政策议程和实验阶段。皮凯蒂“介入式社会主义”改造方案的一个新颖之处是他提出还需要“公民资源禀赋”(universal capital endowment)。本文前面已经引用了瑞典的财富漫衍没有“大象曲线”,皮凯蒂进一步提供了全欧洲财富漫衍的演变:1900-1910年间,欧洲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富的80%-90%,而2010-2020年间,这一比率下降为50%-60%,只管这个数值实在照样很高的。但要害在于,这一“小改善”主要为财富漫衍位于50%-90%之间的中产阶级上层所获取,他们的财富占比从1900年的10%上升到2020年的30%-40%。而处于财富漫衍底层的50%人群的财富占比则一个世纪以来没有转变,一直是5%-10%。皮凯蒂以为,这异常不利于占人口总量的50%的人民的自主创业,也完全和“资源主义意识形态”所推许的“机遇同等”精神南辕北辙。因此,他建议用“年度财富税”和“遗产税”来给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一次性发放“公民资源禀赋”。这可以被明白为“社会化的遗产继续制度”或“土地改造的普遍化”(土地改造旨在使土地占有更同等化,但皮凯蒂以为其逻辑不限于土地)。详细来说,“公民资源禀赋”的数额可以定为成年人平均财富的60%,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成年人平均财富是20万欧元,以是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可以获得一次性“公民资源禀赋”12万欧元。这是使资源社会化和暂且化,增强其在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流动性的主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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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建议,“公民资源禀赋”的资金泉源是累进年度财富税(占GDP的4%)和累进遗产税(占GDP的1%),而“公民基本收入”的泉源则是累进所得税(其中包罗社会保障税和碳税)。所得税占GDP的45%,其中5%用于支付连续性月度发放的“公民基本收入”,40%用于 “福利国家”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养老等开支。详细来说,“公民基本收入”的额度可定为平均税后收入的60%,随着公民其它收入的增添,“基本收入”的发放额会响应的,但按较低比例削减(例如,其它收入增添10欧元,基本收入削减发放2欧元)。经由盘算,皮凯蒂以为实际上获得“基本收入”的人将是总人口的30%,用昔时GDP的5%即可以发放。至于税率,皮凯蒂的方案是,对于高于平均值10倍的财富、遗产和收入,税率为60%-70%;对于高于平均值100倍的财富、遗产和收入,税率为80%-90%。详情如下图所示:

3. 生长“劳资配合决议”的企业制度

皮凯蒂十分赞赏德国和北欧国家企业中的“劳资配合决议”制度。德国公司法中的“配合决议”制度(德文Mitbestimmung,英译为co-determination)泛起于1945-1951年间。该制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其中明确写入了“经济民主化”条款。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1918年11月,德国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一词在俄语里的意思是委员会,厥后专指工人士兵委员会。一战中战败的德国,重返家园的士兵中许多人生计无着,许多企业主也逃跑了。以是,工人士兵委员会接管了不少企业。德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虽然仅仅存在了6个月,但“经济民主化”头脑的影响是深远的。1951年,德国首先在煤钢生产领域推出劳资共决制。根据《煤钢共决法》的划定,当企业工人到达1000人以上,企业最高决议机构——监事会(或称为监视理事会)做出决议时,要执行对等共决制(full-parity co-determination),即雇员代表和股东代表之间各占一半的席位。1976年的《共决法》划定工人人数跨越2000人的企业,要适用“准对等共决制”(quasi-parity co-determination)。这是指当劳资双方代表在监事会表决时,若是泛起表决效果各占50%的平手,股东选任的监事会主席有权投出决议性的一票来做出最终决议。

皮凯蒂以为,“准对等共决制”照样有着偏向资方的局限。他建议从两方面来改善。第一是“公民资源禀赋”将使得职工有购置本企业股份的兴趣和能力,从而可能使职事情为股东在资方代表一方也有发言权。第二是改造“一股一票”体制,对投资跨越企业总资源10%以上的股东,其投票权将是其股份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来,职工介入企业生长大方向讨论的民主权利将获得进一步生长。值得关注的是,法国也在2013年立法引入了较德国为弱的“劳资共决制”:在职工跨越5000人的大企业里,12名董事会成员中必须有一名职工董事。英国工党宰衡Harold Wilson在1978年确立了研究“劳资共决制”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2X+Y”的共决模式,即劳资双方各提出X名董事会成员,政府再提出Y名董事。“2X+Y”的共决模式在提交给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作为“欧洲公司治理导引”时,没有足够多的欧洲国家加入投票,故不了了之。但2016年,英国工党纲要中正式写入了一些学者起草的《12点劳动法宣言》,其中包罗大企业董事会中职工董事占20%和所有董事由股东和职工的“夹杂代表大会”发生。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何法国和英国的“劳资共决制”比德国和北欧国家的相对滞后?皮凯蒂以为,缘故原由是从二战后直到199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一直把“国有化”作为主要纲要,而忽视了大企业内的经济民主问题。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1959年就放弃了“国有化”纲要,而重点生长“劳资共决制”。从皮凯蒂的“介入式社会主义”改造方案既注重“公私夹杂经济”,又注重“劳资共决制”来看,他实际上创造性地综合了德国,北欧,法国和英国(甚至包罗中国的“夹杂经济”)的社会主义探索。只管他批判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头脑失败和“婆罗门化”,皮凯蒂在“经济民主”纲要上显然照样继续和发扬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

4. 生长公共教育投资和升学机遇的公正化

皮凯蒂以为,西方左翼政党在1980年代以来的“婆罗门化”和教育机遇不公正有着密切关系。他提供了法国2018年时公共教育投资不同等的如下图示:

此图说明,对所有2018年20岁的法国青年,他或她享受的平均公共教育投资大约是12万欧元,即平均15年求学期每年8000欧元。但其中有10%的人16岁就竣事了学校学习,他们实际上只享受了65000-70000欧元的公共教育投资,平均每年6000-7000欧元。而对于25岁才完成高级学位学习的10%的人而言,他或她实际上享受了20万到30万的公共教育投资。

皮凯蒂认可,“教育公正”的看法十分具有争议性。但针对上图所显示的法国公共教育投资的不同等征象,他以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是:让16岁就竣事学校的人可以在事情生涯中的任何时点自主选择继续间断性学习,直到他或她实际上享有和25岁才脱离学校的人同样的公共教育投资。同时,皮凯蒂强调,高中和大学的录取尺度应该思量学生的家庭靠山。这一考量可以用两种方式:一是把怙恃的收入作为录取打分的因素,二是把学生的居住地作为打分的因素。皮凯蒂以为自己不能提出一劳永逸地解决教育公正的方案,而是希望他提出的开端的教育改造设想能够引发更普遍的公共讨论。无论如何,他以为现在法国高中的录取公式算法(Affelnet)和大学录取公式算法(Parcoursup)仍然是“国家机密”,是很不应该的。

5. 用公民“民主劵”战胜富人“政治献金”

皮凯蒂深知,现在西方国家选举中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实际上已经破坏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若是不改变这种状态,他的上述改造设想不可能被提上政治议程。因此,他的“介入式社会主义”方案中提出用公民“民主劵”(democratic vouchers)战胜富人政治献金。

给每个公民发放“民主劵”的设想,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开源软件法律问题的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教授于2015年提出的,2017年在美国西雅图市的选举中被正式接纳。西雅图市的每个公民在选举注册时自动收到4张面值25美元的“民主劵”,他们用来自由支付给自己支持的候选人。选择接受“民主劵”的候选人必须严酷遵守竞选支出限额(spending limit)和不得在“民主劵”之外获得小我私家跨越250美元的捐钱。对于选择不接受“民主劵”的候选人,也不得获得小我私家跨越500美元的捐钱。西雅图“民主劵”实践的主要意义之一在于突破了美国1976年首次投入使用的“总统选举公共基金”的若干划定。

“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本意是战胜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每个美国公民在报税时可以在税表“你是否愿意在你的纳税额中划给总统基金3美元”一栏中打钩。这3美元不是分外支出,而是在纳税人本应缴税的额度内。但公民不能指定这3美元划给详细哪个党的总统获选人。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福特被划拨给同样的218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这是用公共资金替换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的主要希望。然而,“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详细设计上存在严重破绽。第一,由于纳税人在报表中不能指定自己偏好的政党,导致许多人对在报表中打钩不感兴趣,从来没有跨越35%的纳税人这样做,虽然3美元并不是小我私家的分外支出;第二,只管竞选支出限额是需要的,但美国没有与时俱进,支出限额一直停留在1976年的水平上,而竞选中电视广告等用度不停上升;第三,总统候选人有不使用公共资金的选择权,从而也不必受竞选支出限额的限制。有些令人吃惊的是,一直力主用公共竞选资金战胜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却在2008年成为了1976年以来第一个选择不使用公共竞选资金的总统候选人,而昔时他的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仍然使用公共竞选资金。奥巴马的初心是他可以行使众多支持者的小额捐钱,从而不必受使用公共竞选资金的支出限额的掣肘。不意, 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在“团结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一案讯断中,一定大公司、非盈利机构和工会的政治捐钱都是“言论自由”,其额度不能受到限制。因此,从2012年以来至今,所有美国总统候选人都选择不使用公共竞选资金,使得“总统选举公共资金”名存实亡。

总结天下各国的确立“选举公共资金”的履历和教训,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茱莉亚·卡热 (Julia Cagé)教授在《民主的价钱》一书中提出了在法国执行“民主同等化劵”(democratic equality vouchers)的设想:类似于197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公共资金”,法国公民在年度报税单上有打钩的选项,但与之差别而类似于2017年西雅图市政选举“民主劵”的则是,法国公民在打钩时明确将7欧元的“民主同等化劵”设置给自己支持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同时,严酷限制甚至克制私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破除法国现在高达7500欧元的小我私家政治捐钱额度。皮凯蒂完全赞成茱莉亚·卡热的“民主同等化劵”设想,以为在年度报税时意向明确地使用“民主同等化劵”实际上是一种“软召回公投”(soft recall referendum),即公民不是非要等4到5年才气在选举中表达政治态度,而是年度性的对各个政党和政治运动举行评价,这将有助于各政党和政治运动睁开和社会各阶级的普遍对话,而不是仅仅谛听富有的小我私家和大公司的意见。

茱莉亚·卡热著《民主的价钱》

6. 新型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

皮凯蒂的“介入式社会主义”改造方案,若是仅仅在一个国家内实行,将会遇到很大难题。上文提到,他主张行使累进年度财富税和遗产税确立“公民资源禀赋”和行使累进所得税确立“公民基本收入”,这将会导致富人和大公司把财富转移到别国的避税天堂。皮凯蒂指出,欧盟内的避税天堂主要是卢森堡、爱尔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四国。2014年,一群国际记者公布了“卢森堡解密”(LuxLeaks),揭破卢森堡政府确立避税天堂的种种隐藏做法。在1995-2013年间任卢森堡财政部长和宰衡的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甚至在2014-2019年间担任欧盟最高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

现在欧盟的制度基础是2007年通过的《里斯本条约》,其中明确划定欧盟的配合财政和社会政策的制订必须由成员国一致赞成,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而有关商品,资源和职员流动和市场规制的政策则可由“有条件的多数原则”(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决议,需要55%的成员国赞成,且其人口到达欧盟总人口的65%。由于“一致赞成”原则,欧盟各国配合的财政和社会政策极难出台,这从2008年金融危急和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急中欧盟都未能刊行配合债劵(common bond)可以显著看出。而没有配合的财政政策,欧盟也就不可能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不同等。因此,许多欧盟国家的通俗民众以为欧盟只是“市场联邦主义”,而不是“社会联邦主义”。2016年英国的退欧公投以及匈牙利和波兰等东欧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都说明若是不确立“社会联邦”,欧盟已经难以为继。

为了生长新型的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皮凯蒂等人揭晓了《欧洲民主化宣言》和起草了《欧洲民主化条约》(http://tdem.eu/en/manifesto/),并发起了欧盟成员国公民的对条约的签名运动。《欧洲民主化条约》提出确立“欧洲公民代表大会”(European Assembly),其中80%代表来自各成员国的议会议员,20%的代表来自1979年以来普选发生的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议员。“欧洲公民代表大会”将有权批准四项最主要的欧洲范围内的“配合税收”——公司利润税、高收入所得税、大额财富税和碳税,从而战胜避税天堂对“介入式社会主义”措施的阻碍。“欧洲公民代表大会”作为一项制度创新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允许欧盟成员国的子集(如德国-法国-比利时)组成“三国公民代表大会”,征收三国范围内的四项“配合税收”,这样来逐步过渡到所有成员国的配合税收。“配合税收”的用途可有两种:一是将50%的“配合税收”返还给各成员国用于削减海内的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二是将另50%用于欧盟范围内的科研、教育、环保。同时,“欧洲公民代表大会”的“社会联邦主义”逻辑不限于欧洲,皮凯蒂以为完全可以确立“欧盟-非盟公民代表大会”及其子集。他尤其关注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2018年峰会已经提出的“非盟配合税收”设想。这样,新型的21世纪“国际主义”初现轮廓。下图皮凯蒂给出的一般性的“社会联邦主义”图示:

以上是对皮凯蒂新书《资源与意识形态》的简朴先容。也许有的读者以为他的“介入式社会主义”全球改造方案是乌托邦,或者削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同等一定带来效率的降低。实在,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急以来,越来越多的天下各国的人们已经意识到,现在的全球资源主义体制必须举行深刻的制度变化,不仅许多传统左翼人士这样想,而且许多传统右翼人士也这样想,今年的全球新冠肺炎危急更强化了人们这种熟悉。皮凯蒂说,他的改造设想的起点类似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的“差异原则”:资源和机遇应该同等设置,不同等只有在有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时才是合理的,否则就应该削减不同等。这个“差异原则”的直觉异常简朴:不同等对强势群体总是有利的,只有当它对弱势群体也是有利之时,才对社会整体有利,使得社会得以逾越“在贫困中的同等”。正由于如此,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哈耶克也自称赞成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然而,由于罗尔斯没有对不同等给弱势群体带来的影响做定量分析,导致哈耶克可以声称异常伟大的不同等也是对弱势群体有利的。上面提到皮凯蒂的定量研究则证实,处于财富漫衍底层的50%人群的财富占比一个世纪以来没有转变,一直是5%-10%,这就说明当前的财富分配状态是不相符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的。处于财富漫衍顶层的1%的人群,只要做出完全可以负担的牺牲(皮凯蒂提出的财富税和遗产税的税率实在和1930到1980年前英国和美国执行的税率在统一水平),就可以大大改善处于财富漫衍底层的50%人群的人生机遇,而多数人的创造性一旦得以施展,将促进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

《21世纪资源论》,[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中信出书社,2014年9月出书,685页,98.00元


《21世纪资源论》影戏海报

2020年6月22日,法国最先上映基于皮凯蒂上一本著作的《21世纪资源论》的影戏。《资源与意识形态》可以说进一步大大生长了《21世纪资源论》的叙述。希望本文能激起读者去阅读皮凯蒂原著的兴趣。

(本文原载《经济导刊》2020年第七期,以上系“实验主义治理”微信民众号所载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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